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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英國領地的北愛爾蘭，其首府貝爾發斯特(Belfast)是一個奇怪的地方。在地理上，它當然和愛爾蘭密不可分。切斷北愛和愛爾蘭之間的假想線，是政治分割的線，像人身上的傷疤一樣。一條切割的刀傷，久了仍然看得出痕跡，而某一邊受過傷的皮膚，也仍然遺有昔日的創痕。如果有人沿著北愛與愛爾蘭的分割線四周行走，絕對看得出兩方在人文環境上的差異，雖然在地理上的差異極其微小。

北愛和愛爾蘭間最大的距離，是心理上的。十八世紀，來自英國大批的蘇格蘭新教徒屯墾北愛之後，這些誓言保皇的不列顛新教徒，就和當地主張大愛爾蘭統一的天主教徒，陷入長期的對立之中。由於英國站在新教徒這一邊，因此人數雖少的新教徒，一直和既得利益者劃上等號，也被爭取獨立的北愛解放人士視為特權壓迫者。

北愛長期的緊張和衝突，受傷的絕對是大部分的人民，尤其是敏感的藝術家，凡‧莫里森(Van Morrison)即其中知名代表。莫里森的音樂有著愛爾蘭凱爾特人(Celtic)的精神，他也一直視自己是愛爾蘭文化的傳承者，但他的血統出身卻是蘇格蘭新教徒的後代，他從小的家庭信仰也自然是新教。

新教和天主教在歐洲有著歷史悠久的對立，無數的宗教戰爭也因此而起，至今歐洲仍然有新教國家與天主教國家的分野。在長期流血仇恨的歷史變遷中，大部分的國家都找到他們巧妙的平衡，除了北愛以外。北愛彷彿東歐的南斯拉夫一樣，成為歷史仇恨的活化石。

當我年輕時，聽著莫里森的歌曲，從沒想過北愛的問題。即便我從資料上得知他是北愛人，生在東貝爾發斯特，即使他早期的歌曲有不少談到他的家園和青少年的記憶，像他家門前的香柏樹和河流，像他上學念聖經的往事，像他擔任洗窗戶工人的經驗──所有這些事物，都不曾讓我認真感受過，北愛的現實與記憶對莫里森音樂的影響。一直到我去了貝爾發斯特之後，我才明白北愛曾經是莫里森自我放逐與靈魂斷裂的理由。

一九六七年，莫里森離開北愛，此後直至一九七九年的十二年間，莫里森除了短暫回過家鄉外，他的心境一直處於長期自我放逐的狀態。他曾出過一張唱片談到放逐生涯，十二年間，他的歌曲很少回顧他的家鄉，他也不願在家鄉公開演出。這種放逐姿態，自然有他的道理。好的音樂家和詩人一樣，服務的目標是真理和愛，而非短暫的政治現實或立場。莫里森努力置身於北愛的政治現實之外，因為北愛的暴力、流血與恐怖活動傷透了他的心，而他也還不能勇敢地去面對民族、土地和歷史的傷痛。

但在十二年的放逐生活過後，中年的莫里森在一九七九年回到故土開演唱會，再次面對他的同鄉，也再次擁抱他自己的出身、歷史和傳統。我們聽著之後他所寫的歌曲，童年、青少年和家鄉的記憶又再度復活了。

莫里森的本質一直是流放的人，但也只有他肯無懼地尋找他和故鄉、家園、私人記憶的情感連結時，他的音樂才更豐富與感人。

我很高興去了貝爾發斯特一趟，從此我聽著凡‧莫里森的歌曲時，才更懂得他的傷感、恐懼、困惑、悲憐、無奈。那裡仍然存在的苦難，一直提醒著我們人類的愚蠢和荒謬。

轉載自：【他方的28次方】
出版：馬可孛羅 http://www.marcopolo.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