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曉鵑
(原載於聯合報副刊，86年3月18、19日)
「這些台灣人真是自以為了不起！自以為現在他們有錢了，什麼都有了！他們說印尼新娘都是些沒受過教育的窮人，專找有錢台灣人當凱子，騙他們的錢。他們都忘記了不過在二、三十年前，很多台灣女孩子不也一心想嫁給美軍嗎！？」猶清晰地記得林先生在他的旅行社辦公室幾乎狂吼了起來。那是1995年在印尼雅加達的一個夏天午后。林先生是家旅行社的老闆。他的生意在一波波多數來自客家農村的台灣男子來印尼娶妻之後，明顯地成長了起來。除了安排旅遊業務外，林先生也幫忙介紹印尼女子相親。身為華裔的林先生，自認為是泛中華主義者，他認為台灣男子娶印尼華裔女子，是中國人幫助自家人。他瞧不起任何鄙視印尼新娘的人，「任何人窮的時候，都會想盡法找生路的！」，林先生氣憤的說。
我也記得自己曾經努力地想用學術地眼光”客觀地”分析林先生所指出的印尼新娘和過去台灣女子嫁美軍的類似處。一年後，卻驚覺自已身處於美國最大海軍基地，訪問一個台灣女子與美軍結合的家庭。看著黛比、茱莉和瑪莉阿姨的照片，我開始意識到自已以「外籍新娘」為論文題目的諷刺。頃刻間，「外籍新娘」和國際婚姻的議題變得那麼貼近。這些外籍新娘不再只是我處心積慮想接近的研究對象，她們變成我家庭歷史的一部份。
一九九六年四月，母親千里迢迢來到美國探望我和長年住美的姊姊。過了幾天含飴弄孫的日子後，母親提起要探望多年未見的好友的要求。這位好友，我從小稱她瑪莉阿姨，是母親的童年玩伴。她們一起在苗栗鄉下長大。母親告訴我，那時候大家都很窮，她和瑪莉阿姨每天清晨四點就得上山撿柴火，她們的友誼就是在黑暗陰森的樹林裡一滴滴的培養出來的。
對在窮鄉僻壤長大的孩子而言，到傳說中的繁華台北打拚，是畢生最大的夢想。母親和瑪莉阿姨也不例外。她們才十多歲便離鄉背景來到陌生的台北，希望能找個工作，養活自已和家人。母親常提起瑪莉阿姨是個生命意志旺盛的人，她到一家當時台北十分有名氣的美語補習班上英文課，甚至也好心幫母親報了名。母親似乎略帶懊悔的說，她當時對上英文課一點興趣也沒有，一心想，上課得花那麼多錢，這些錢應該存起來讓留在鄉下的舅舅買地種田。瑪莉阿姨則努力地完成了英文課程
，並如願地在美軍基地和美國學校找到工作。那時她不知羨煞了多少同伴。
鮑比叔叔，是早年一飛虎將軍的兒子。受了父親的影響，一心想當飛將軍。但鮑比叔叔的視力不合格，他只好退而求其次，轉往海軍。雖然當飛將軍的美夢破滅，他的另一個心願終於得以實現：到亞洲服役，並娶回印象中的嫻淑中國婦女。和瑪莉阿姨婚後，他和兩個女兒，黛比和茱莉，一家人在台灣住了幾年，早在中美斷交前好幾年，便被調回美國。
這是我第一次造訪瑪莉阿姨在美國的家。興奮，卻有些近鄉情怯。渴望能再見到黛比──小時候最摰愛的朋友，雖然那時我僅僅四歲。我同時也害怕真的和她見了面會不知所措。還記得小時候，我們在她家豪華的彈橫床上跳上跳下，我還假裝自已能說英文。好玩的是，當我們還小什麼都不懂時，語言似乎完全不成障礙。
很遺憾地，黛比不在家。她也和所有美國年輕人一樣，等不及地要離開父母，獨立生活。瑪莉阿姨家的客廳充滿了中國氣氛，佛像、中國字畫，還有他們在台灣時的生活照，是阿姨巧思裝潢家裡的主要質素。我很確定地知道，那張我珍藏多年和黛比的合照，一定在這千百張黑白照片中，因為我們曾是那麼親近啊。失望和傷心卻緊跟著可笑的確信。在這些密密麻麻的照片裡，我和家人是完全不存在的。這種陌名的失望並不陌生。記得在高三時，母親交給我瑪莉阿姨在美國的地址。十五年過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再聽到他們的消息。當時因為姐夫準備赴美求學，母親從瑪莉阿姨留在苗栗的家人那兒取得了瑪莉阿姨的地址，好讓姐夫在美國能有人照應
。立即寫了封信給黛比。還記得當時的狂喜。我料想黛比一定會和我一樣興奮。她卻在遲至半年後才捎來的短短的信箋中，解釋她如何健忘，還是瑪莉阿姨不斷的催逼，她才記得要回信。
儘管失望，我從怨怪過黛比。畢竟恨一個離開台北時只有兩歲的小女孩是愚不可及的。儘管到台北機場送行的那天在我的生命裡是如此地無法替代。如今回想這短暫卻強烈的記憶，不禁反省這種感情究竟是來自黛比本身，或是她週遭的奇特事物？
小時候曾罵比我大九歲的姐姐笨，因為她不能像年僅兩歲的黛比一樣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姐姐當時非常生氣，而我只是十分納悶為什麼她不能承認自已的智商不敵金髮碧很的黛比。「有什麼大不了的嘛！」我不服氣的想。
那時，瑪莉阿姨總是帶著一大袋的蘋果來看我們。這些鮮紅多汁的大蘋果在當時是只有豪門貴族才買得起的。小時候總愛不經意地和眷村裡的童伴提起，「我最愛吃的水果是蘋果！」他們羨慕的眼神總讓我樂個幾天幾夜。即使是那罕見的淺咖啡色裝滿蘋果的牛皮紙袋，都代表著摩登。我那時是那麼深信，只有像黛比這樣的美國人才夠格用這些豪華摩登的東西。對四歲的我，那咖啡色厚厚，而且有特殊香味的紙袋比美國星條旗還要美國！不止這些，那時候家裡充滿了摩登原始人形狀的維他命、黛比用過的白雪公主手錶、看不懂的英文珠寶雜誌，還有有香皂香味的彩色衣服。
好像才是昨天的事，我在台北機場撒野，哭著要母親也帶我和黛比一起上巨人般的飛機。羨慕死黛比脖上的花圈，真是不懂母親為何要騙我只有黛比一家才能戴漂亮的花圈。
和黛比在天母的家比起來，我們好像住在貧民窟。唯一能讓我”現”一下的是，父親在做芭比娃娃的工廠上班。那些身材姣好的芭比娃娃和她的男朋友，Ken，當時在台灣是有錢也買不到的呢！黛比總睜亮了大眼睛聽我吹噓，「所有的芭比都是我爸爸做的！」。那短暫暈炫的驕傲是唯一讓我覺得贏過黛比的時候。
在美濃作田野時，許多台灣男子誇耀印尼女子是如何對他們時髦的衣服、鞋子，和財富感到羨慕，一如二十幾年前的我對蘋果、牛皮紙袋和摩登原始人的崇拜。長年待在鄉村的台灣男子，在印尼他們第一次感受到被人欽羨和尊崇的滋味。阿乾哥，美濃農民和媒人，眉飛色舞地告訴我，「台灣錢在雅加達很好用。每次我到夜總會，經理都親自來招待，那些小姐都相爭要我的注意。我總算是嚐到了當有錢人是什麼味道！」我想，當年的駐台美軍也是這麼沈醉在被捧上天的快感吧！
嫁來台灣的印尼婦女，大多是華裔。她們的祖先多是因為被召去當礦工或因戰爭、生活不易漂泊到南洋。筱梅告訴我，在印尼最有錢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到歐洲或美國唸書，家境尚可的則想辦法到台灣，窮人家只有認命留在印尼。筱梅自已是在台灣唸大學的僑生，因在台北找不到好工作而不得以返回印尼。她對台灣經濟力的憧憬表露無遺：「小時候我常跟父母抱怨，為什麼祖父母那時不在台灣下船。他們那時如果早點下船，我們現在就會就台灣人一樣有錢了。」對了，我剛想起，小時候也曾幻想爸爸是位美軍呢！
三年前拜訪台灣駐東南亞代表處時，官員們聽說我要以外籍新娘為論文題目，都表示了竭誠的歡迎。他們很高興終於有人對東南亞有了做生意以外的興趣。「你是我所知第一個親自來這兒做學術研究的。」，親切的官員對我說。他們尤其興奮的是原因是，我以跨國婚姻為焦點。「這將是台灣很大的社會問題！這些嫁到台灣的女的，都沒受過什麼教育。她們連講話都講不清楚。大部連小學都沒有畢業。她們以後怎麼教育我們的下一代？我們人口的品質會大大大的下降。你應該告訴我們政府怎麼來禁止這些人嫁到台灣。」一位官員語重心長的。
有趣的是，我所接觸的駐外官員，大都是來自台灣的農村。為了生活而離鄉背景到都市打拚的故事對他們應不陌生，不難想像他們的周遭也曾有個瑪莉阿姨存在，黃春明筆下的「蘋果的滋味」，他們應該也能體會。但他們對外籍新娘強烈的道德憎惡卻也毫不隱藏。「這些基本上都是買賣婚姻，我每天看到這些人大批進入台灣，真的是感到很擔心，也很無力。」言談中，我清楚地感受到官員們的無奈。在龐大的工作壓力下，他們認識到自已的角色不過是國家機器的橡皮圖章，繁雜與瑣碎的公務所帶來的怨氣很自然地轉移成對他們眼中所謂”沒水準”人的憎惡。他們的立場與苦處，我們能瞭解，但誰又曾從「外籍新娘」和「臺灣新郎」的立場來看待這媒體爭相報導的議題呢？
在美求學的幾年，正是美國人對移民仇視逐漸台面化的時間。有一天，論文寫累了，打開電視正好是一段美國人憤怒地抗議移民破壞他們生活品質的報導。他們毫不留情的表示，要將移民踢回老家！「他們是我們美國社會最大的社會問題！我不是有種族歧視，我只是不想把我每年辛苦繳交的稅金用在這些外國人身上！」頓時，平日在台灣各種媒體對「外籍新娘」的輕視用詞與負面報導，對我不再只是具有社會學研究意義的主題。它變成人身攻擊。我開始看見自已生命歷程和我的研究對象間，不可抹滅的類同。
就在前往美國求學的前幾天，在一個客家夏令營裡認識了才從美國回來的阿枝。她以凝重的感情敘述她一段客家身份認同的歷程：「我以前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客家人，直到我在美國交了許多黑人朋友，才能領會。」當時沒有人理解。我們私下開玩笑的說，「她大概是書唸太多了，唸得"秀逗"了。客家人和美國黑人有什麼關係啊？！難不成是失散多年的兄弟？！」幾年後，她的證言才開始在耳邊纏繞…
以族群關係為主修之一的我，關於非洲裔美國人的歷史與時下議題，有相當的涉略。但直到親身經歷了歧視的語彙和行為，所謂”歧視”、”偏見”等概念，才從單純的學術興趣轉變成血淋淋的體驗。
在「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社會潮流下，我也像每年數以萬計的台灣大學生一樣，將留美視為通往成功的捷徑。才開始美國研究所的生涯，一位白人教授便主動提起要當我的指導教授，因為他對亞洲研究十分有興趣。一年後的暑假，他正好有機會來台參加一國際學術會議。在他短暫停留台灣的時間，我和從事社區工作的朋友竭盡心力做好他「社會學之旅」的導遊。之後，母親赴美探望時
，還麻煩母親為他和他的家人下廚，煮一桌道地的中國菜。當時，我們以為這是對一個喜愛中國文化的朋友一友善的回應，他們當時也一直表示會以道地的美國餐回請。可悲的是，他們從未實現諾言，而我也對讓母親成為自已教授的廚師感到羞愧。
這位白人教授以研究兩性議題聞名，我因而常常與他討論中國父權社會下對女性的種種不平等待遇。漸漸地，我卻意識到自已的角色，竟是他對中國文化劣質本質的理論假設的活生生證據。他對我的稱讚往往建立在我是中國文化的特例的脈絡下：「你和其他中國人很不一樣，譬如某某人就很傳統，你和她就很不一樣。」當我對美國文化帝國主義提出批判時，他總質問：「你難道不是女性主義者嗎？如果是，你為何要在乎中國文化的保存？」這些問題令我沮喪，但同時也給我很多啟示
。感到沮喪是因為，我被迫陷入二元論的邏輯中：假始我聲稱自已是女性主義者，我必定是中國文化的背棄者；相反地，假如我關心中國文化的保存，則命定為女性主義的叛徙。這種不必要的兩難，讓我能更深刻地瞭解許多非白人中產階級女性主義者對現今主流女性主義理論的批判，以及為何她們要聲嘶力竭地主張必須研究性別、階級和族群的複雜辯證關係。
然而，這種體認卻使得我對研究台灣「外籍新娘」議題怯步。我是否會將這些異國婚姻的當事人形塑成奇風異俗且卑劣的”他人”(other)，讓西方讀者再次證明他們對中國文化是落後的理論預設？不難想像這些學者搖頭評論：「哎，怎麼快到二十一世紀了，中國人還不改買老婆的陋習？」有了這種考量，我遂決定將在美國和西歐等所謂”第一世界國家”風行多年的「郵購新娘」納入論文，以說明這種異國婚姻是種族、性別和階級不平等不斷國際化的結果。當我和教授反覆商量調整論文焦點時，他卻拋下驚人的評語：「難怪人家說中國人很陰險(crafty)！」訝異？氣憤？傷心？我甚至不知如何開始來形容當時的感受。阿枝數年前在客家夏令營的證言再度在心裡響起。非裔美國人的痛苦、沮喪和憤怒，不再只是引人入勝的學術議題。它變成我能感同身受的具體經驗。我開始反省長久以來壓抑的客家身份認同，並開始能進一步地體會到我的研究對象──「外籍新娘」和「台灣新郎」──他們每天所面對的偏見與歧視。的確，我是不曾當過「外籍新娘」，但我們之間的相似卻遠比差異來得更有意義。
我的經驗是特例的嗎？我和研究對象間的類同只是巧合嗎？其實許多從事田野的社會科學家已記錄下他們驚覺自己和研究對象類似的過程。例如，一女性社會學家，Carolyn Ellis誠實地記錄了自己和研究對象的類同。她在論文發表多年後，回到了研究多年的漁村。意外地，許多被研究者對她書中的內容感到不可撫平的憤怒。這始料未及的反彈使Ellis重新反省自己的生命史，以及它和研究對象生命的交疊：
「我總有意識地想變成”不像"父母。他們變成了”他人”(other)，在我眼中是他們沒受教育的鄉下人。”他人”(other)，正是這新發展的自我所汲汲欲隱藏的。為了成功的完成這種分裂，我必須視自己為完全和這些漁民不同的類型，因為這些漁民正是父母那類鄉民的極致表現。但同時，我卻正因自己成長背景和他們一樣，同是處在主流社會的邊緣，而深深地被這些漁民吸引。在我的書裡，我的焦點是發現”他們”如何的和我不同，因為”差異”才是主流社會學社群所追求和出版的…我要這些漁民和我不一樣，但他們彼此必須相似，這樣我才能好很簡潔的社會學概念來描述他們。」
上述這種真實對待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相似的生命歷程的取向，正是社會學者M. Jackson所稱的”積進實證主義”(radical empiricism)。這種取向與傳統實證主義背道而馳。傳統實證主義假設認知者和被認知的對象是存在於無關連的兩個世界裡，研究者的經驗可以完全超然於研究本身。
這種客觀主義已受到許多嚴厲的批判。女性主義社會學者Dorthy Smith認為所謂”客觀”，只是一套用以確保由男性主宰的思維方式的概念和方法。這種強調經驗是”偏見”(bias)來源的客觀主義，是將男性經驗權威化，而矮化女性生活經驗的。怎麼說呢？因為在父權社會下，女性必須擔負料理生活中瑣事的責任，而男人則可在無後顧之憂的條件下進行所謂”抽象”的思考與理論建構。因此儘管日漸多數的女性加入社會科學的行列，主流社會科學仍經由對客觀主義的強調而由男性主宰。在學術的養成過程中，我們內化了男性的思考邏輯，不敢面對自己的經驗，而將研究對象視為與自身生命無關的物體。
不同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有生命，有感情的。他們不像石頭，是會對背叛者反擊的。社會學家Ellis回到研究的漁村後便體驗了他們的憤怒：
「只有你知道我們和男生們出去的事情。現在所有的人都知道了。甚至寫的都不對。我只跟你說一些事情…他們現在都知道了。我並沒有跟你說醫生跟我們說可以把胎兒尿出來。我是說醫生告訴我們有過性交後要上廁所。我以為我們是好朋友，我們只是在閒聊。我根本沒想到你會把這些東西放在書裡。你還說村裡孩子十歲就跟人上床了。你還叫我們”島民”。把我們看成一群妓女。我直到二十一歲才有性經驗。我不是你說的妓女！」
Ellis在驚惶之餘，忙問是否有彌補之道，而這位研究對象，重重摔下Ellis的書，冷冷的回答：
「沒有。都已經在書裡了。」
研究對象在驚覺自已不過是研究者的工具，而非朋友時，由心中燃起的怒火，並不是部落民族的特殊遭遇。一位世居台灣美濃的好友，他們的家族曾是美國人類學家的研究主題。中國人對遠道來的客人的熱情，在這個純樸的客家小鎮表露無遺。每隔數年，這位人類學家便會再回到這小鎮，在這家族小住幾晚，好觀察這個小鎮的純樸風情是否依舊。數年後，這個家族的父親於農忙後赴美探望女兒，卻不幸的在飛機上病發，一下飛機便被送往醫院急診室。舉目無親的女兒很自然的想起這位家族的美國老友。意外的，電話那一端傳來的卻是人類學家冷靜的「我沒空。」老父親客死異鄉。老母親從此憎恨這位她曾盡心款待的學者。即使她內心明瞭丈夫當年並不會因學者的探視或關心而起死回生。但她更明白，這被背叛的友誼是說什麼也不可原諒的。
許多學者曾批判將研究對象建構成”他人”(other)的危險。Edward Said在他的名著Orientalism便提到學術著作如何將”西方”和”東方”人建構成截然不同的人類，”東方”人在西方學者的筆下如何成為有異國情調的怪胎。我們總想把研究對象的思考、行為等分類。在這概化的過程中，我們將”他們”建構成具有高度同質性，和”我們”這些高級知識分子的複雜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人類學家Abu-Lughod深切的指出，這種概化是所謂專業、客觀論述的一部份，它不可避免地成為一種”權力”。它是一套專業的特權語言，代表著像監獄監控系統般的偷窺權力。借著”專業”、”客觀”之名，對研究對象的經驗、感情做吸血式的採集。研究對象在這種不平等的研究過程中，成了研究者筆下沒有專業知識，不知如何掌握自已生命的貪生螻蟻。
認清了自己在學術養成過程中所內化的對客觀主義的崇拜，竟是如此霸道，我開始了所謂「實踐研究」，針對研究對象的需要做些工作。在「外籍新娘識字班」裡，我們試圖要讓她們表達各種想法，並希望她們能相信她們的意見是很重要的。她們驚惶的眼神，和聲聲「我不知道啦！」、「我不會說啦！」再再讓我心痛。是什麼樣的社會，不斷地暗示她們，她們的存在是不足輕重，而她們的想法是令人恥笑的！？儘管我有意識地平等對待她們，早已學會察言觀色的她們，大概早已本能地一眼洞穿，在菁英教育下所戰皆捷的我，所不經意流露出來的息氣。常被學者、媒體「用了就丟」，她們大概已學會用「不知道」來保護自己。原來，我們所識為理所當然的表達自我、想法，竟是一種菁英份子才有的特權！我們的菁英主義社會究竟已抹殺了多少人的聲音？或許我不曾要任何人住嘴，但我的存在正是這一張張沒有面孔的、被主流社會所不斷邊緣化的人們，所堆積而成的，而自以為是的專業態度正是這社會大消音器的共犯！
在這幾年的論文研究過程中的最大收穫是重新認識了自已，而非對異國婚姻的理解。但這種自省在專業的養成過程中是不被鼓勵的，甚至是被排斥的。自省常被以為必定是唯心且自戀式的，但在此我要提出的社會學反省，是要辯證地看待自己的生命歷程，由誠實面對自身和研究對象間不可抹滅的相似處出發，批判地探討自已和研究對象，是如何同樣地在噬人的社會結構中掙扎、尋找出路，而我們又如何在菁英主義社會化下成了壓迫弱勢的共犯。或許唯有在這種批判的反省下，我們──包括學者、媒體、官員，和自以為較高尚的台灣同胞──才能平等看待「外籍新娘」和「台灣新郎」，才會想起原來我們也想嫁給有錢有勢的人、也想找機會移民、並氣憤自己或親友在異國遭受的種種不平；原來，他們和我們一樣，有複雜的生命歷程、時時想下一步該怎麼走、在困難時盡力而為、在順利時盡情享受、時而有先入為主的偏見、想著如何維護自己的尊嚴、忍受痛苦和失落、並笑看人世間的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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